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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改革族谱的先贤吴熙昌学习 ——读《统谱·卷

向改革族谱的先贤吴熙昌学习
——读《统谱·卷首序》后有感
吴展明撰文
 
在当前的修谱热潮中,有个别人认为:“祖宗之谱法不能变,传下的老谱一字不能改。”也有人说:“改革开放那是国家的事,与我们修谱无缘……。”岂不知,谱牒改革在历史上早已有了。清乾隆三十七年(1772),江西会昌增生吴熙昌在主持编纂会昌《周田三修吴氏族谱》时,撰写了一篇大力提供改革族谱的跋文,计470多字,读了之后,耐人思索,启迪甚多。
从西周至唐代,编修帝王将相的家谱(世系图)均由史官掌握和撰写,一般来说,老百姓是无家谱的。北宋名臣、文学家兼史学家欧阳修(1030-1072),在汲取编纂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制表(《宗室世系表》、《宰相世系表》、《十国世家年谱》)的经验,参照汉代司马迁的制表法,编撰了欧阳氏《谱图表》,先简述源流,后按表横排班辈,竖记世次,上下相衔,五世一轮,连环记述。在每人名下记载生卒年月和重要人物简介。利用这种模式修谱,简洁实用,易于民间接受,加上专朝庭大力提倡,便广泛传播,形成由官修到民间修谱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欧阳修在这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
从宋代至乾隆800年来,明、清两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繁荣,在族谱中大量引进史学、方志学、伦理学、考据学、人物传记等多种学科,使得传统的欧阳修谱模式的局限性及弱点,逐渐暴露出来:一是源远流长,历史悠久,人口众多的家庭,必然在谱中造成“世次隔越,端绪难寻,且卷帙浩繁,翻阅艰难,未为尽善(见《跋》文);二是内容丰富,在表中难于载入,适应不了新形势的发展与需求;三是五世一轮其底栏记载人多,内容多,几页几十页还不够,而其顶栏人少,内容不多,大量空白出现,造成浪费纸张,修谱经费高昂。故族谱改革,在当时的呼吁甚高,特别是在明代中叶到清初更加强烈。
鉴于上述情况,吴熙昌决心改革族谱。他考虑到,改革并非一件容易之事,必须认真对待:一是剖析本族明弘治癸亥(1503)、清雍正癸丑(1733)两届修谱的得失,得出按欧式模式“未必尽善”和新修族谱“体式不枸前人之成法”的结论;二是要拓宽视野,提出“参之欧、苏、程、朱及近世之名家之谱,斟酌其法,而神明其意”,吸他人之长,补已之短,扬长避短。总结经验,加强学习,提高认识,这是搞好族谱改革的前奏。
吴熙昌改革族谱的方案主要有:一是在世系方面,既继承老模式,又开创新模式,先设总图,后设若干分图;二是结合实际,增设“服制、形势、居徙、世德、文献、祠墓、投赠、祭田,图之志志,以次登载”;三是提倡开门修谱,请“宗老”审议谱稿,修改后成谱书。
经过这一改革,新编族谱变成了篇目设置比较好,内容比较丰富的多功能族谱,收到了较好的效果,“如是一展卷,灿如列眉,无复世次隔越、端绪难寻之患,而官爵、名位、生、配、卒、葬、详订可考。”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族谱的存史价值、教化价值和使用价值。尽管那时的改革不很完善,分类也不够科学,但他对改革的认识、改革的方案和实施步骤,在今天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(1770-1831)有句名言:“科学一定要繁荣和前进。如果它没有活力,那就要死气沉沉”,“就要沉睡、枯萎”(《黑格尔通信百封》)。惟有改革,才有出路和发展;惟有创新,才有生机与繁荣。220多年前,吴熙昌在那封闭的环境中修谱,敢于向被奉为“圭臬”的传统模式挑战,是一件谱牒界了不起的事。但那时的改革,只能是局部的数的改革,没有发生质的飞跃。今天,在人类步入21世纪的时代,我们在做前人未做的伟大事业,我们编纂的《中华吴氏大统宗谱》和各地成百上千的支谱,希望都能进行全方位的改革,不仅要有数的变化,而且要有质的变化。“天将大任于斯人”(孟子名言)的改革创新重担已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,让我们在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指导下,坚决摒弃抱残守缺、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,加大改革力度,力争把《中华吴氏大统宗谱》编纂成为一部具有时代特色和代表先进谱牒文化的精品之作。
 
(原载2003年10月25日 中华吴氏大统谱编委会《工作简报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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